再审申请书模板7篇
在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各种申请书频频出现，我们在写申请书的时候要注意态度要诚恳、朴实。什么样的申请书才是合理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再审申请书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再审申请书 篇1
申请人：______，男，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乡县夏馆镇
葛条爬村许窑沟组。
被申请人：______，男，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乡县城关镇诸阳大街52号附5号。
申请人因不服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1月XX日（20xx）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内乡县人民法院（20xx）内法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和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原诉讼请求。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请注意原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以下事件：
（一）xx年3月XX日刘金龙向周晓申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今收到周晓申现金贰拾伍万元（250000元）。刘金龙，xx年3月XX日。
（二）xx年7月至9月原一审中，张玉香（周晓申之妻）出庭证实：xx年7月至9月份多次找刘金龙索要借款25万元；
（三）xx年9月12日原二审中，周晓申提交股份协议一份：股份协议，今收到周晓申现金叁拾伍万元，占豪门洗浴股份50%，刘金龙占50%，投资30万元？刘金龙，xx年9月12日。
（四）xx年XX月份原一审中，刘天柱、尹建中到庭证实：其同原告周晓申于xx年XX月份到郑州问被告刘金龙索要25万元借款。
从以上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有违常理之处：如果认定第（一）项中，也即本案所争讼的25元为借款性质，那么第（二）项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在第（一）、（二）项事件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第（三）项事件，也即在周晓申在明知刘金龙欠其25万元钱款，而且经其妻子张玉香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仍然向刘金龙支付35万元，作为合伙出资。这些违背常理之处不得不让人怀疑上述事件的真实性。另外，再加上第（四）项事件，周晓申于第（三）项事件之后继续向刘金龙索要本案争讼25万元借款！
这四项事件之间相互矛盾，违背常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基于此，我们不难认定，将本案所争讼25万元认定为借款，于事实严重不符。
二、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性质，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xx年合伙经营豪门洗浴人家，本案所争讼25万元，正是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款。关于该事实，申请人在（20xx）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有证人段芳明、赵利刚的证言证实。
同时，被申请人在原二审中提交的xx年9月12日的股份协议，其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合伙关系存续的事实。
唯有如此，整个案件才能自圆其说，也即将前述中的第（一）项事件中，即本案争讼的25万元认定为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而非借款，才会合情合理地发生第（三）项当中，被申请人后续为合伙增加出资35万元的事实。而对第（二）项和第（四）项事件，鉴于其与第（一）、（三）项事件的相互矛盾，申请人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张玉香、刘天柱以及尹建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三、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纠纷，支付利息一说更无从谈起。
其二、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仅依据本属于为合伙出资的收条和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证据，便草率地判决申请人承担并不存在的借款债务，实在难以令申请人服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再审申请书 篇2
申 请 人：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薛村村委会第十四经济社
法定代表人： ×××主任
住 址：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薛村村委会第十四经济社
被申 请 人： ×××，女，1976年8月12日生,汉族，住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薛村九社
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对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于20xx年10月13日作出的（20xx）龙民一初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不服，现申请再审。
申请 事项：
1. 撤销 (20xx) 龙民一初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
2. 确认被申请人为非申请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事实与理由：
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xx）龙民一初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判令：“限申请人在本判决生效7日内付给吴庆铃土地补偿款15650元”。因申请人未能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申请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不但“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而且“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撤销。理由详述如下：
一、 一审判决以被申请人“其户籍还在海口市龙华区薛村九社”及“20xx年参加了被告办理的海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由，确认被申请人“属被告的经济社员”是完全错误的（判决书第二页倒数第五行），因一审判决认定的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 申请人法律地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4条：“……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之规定，申请人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
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以下简称《农业法》）第2条“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之规定，申请人作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将其放在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列平行的地位；
2. 申请人的法律性质。《农业法》第11条对申请人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3. 成为申请人的一名社员的条件。依据上述对申请人法律地位及法律性质的分析可知，加入者必须首先遵守申请人组织内的规章制度，履行自己所承担的的各项义务，即“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才能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及各种收益。即申请人社员必须要先履行相应义务，为申请人付出一定量的劳动以便换取等量报酬，这是自然人能成为申请人一名社员的先决条件。
4. 本案中的被申请人能否有资格成为申请人一员的关键，是要看被申请人是否已经履行了作为申请人一员应尽的义务。依据以下事实，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即被申请人没有履行任何义务，不拥有成为申请人社员所必备的条件：
（1）从空间距离上讲，被申请人不住在本村，定居于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屯昌县，是不可能回来为申请人履行社员义务的；
（2）从家庭角度而言，被申请人婚后已经有了小孩，既要持家，又要照顾子女，也是不可能回到申请人处，为其履行社员义务的；
综上，一审法院仅以被申请人拥有申请人户籍及在申请人处办理了海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由，在没有查明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哪些义务的基础上，就直接认定被申请人“属被告的经济社员”，属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二、 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认定“原告要去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于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与支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所确立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第十二页第十六行）
1.公平竞争原则的实质内容。（1）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以社会正义、公平的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平衡各方的利益，要求以社会正义、公平的观念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2）公平原则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对任何经营者都只能以市场交易规则为准则，享受公平合理的对待，既不享有任何特权，也不履行任何不公平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2.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公平原则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当事人享有多少权利（取得多少利益），就应当履行多少义务（承担多少责任）；反之亦然，不承担责任（或履行义务），也就不应当得到利益（或享有权利）。
1.公平竞争原则的实质内容。（1）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以社会正义、公平的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平衡各方的利益，要求以社会正义、公平的观念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2）公平原则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对任何经营者都只能以市场交易规则为准则，享受公平合理的对待，既不享有任何特权，也不履行任何不公平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对于这一观点，被申请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即主张自己“享有与其他村民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就是主张成为申请人社员的前提条件是先要履行社员义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申请人在实际当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完全违背了《民法通则》所确定的公平原则。
三、被申请人20xx年5月4日自行制定的《薛村十四经济社土地补偿分配规则》（以下简称《分配规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确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原则。
1.《分配规则》作为申请人经营章程的一部分，已经经全体社员大会通过，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合同生效后，外嫁女已婚未满四个月的，同样享有分配；外嫁女已婚满四个月后，不再享有分配”。
2.申请人为使“外嫁女不符合条件者不予分配”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公开化，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公开，特于20xx年11月16日召开专门社员大会进行表决，与会社员绝大部分同意这项规定。
以上两点充分证明了“外嫁女不符合条件者不予分配”这项规定，反映了申请人绝大部分社员的心声，这种心声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
综上，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从而导致了错误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和第一百七十九条“－－-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恳请贵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求，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此致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薛村村委会第十四经济社
二0xx年三月三十日
注：附证据目录一份
再审申请书 篇3
申请人：刘某某，男、汉族、39岁，兰州市人、住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某号某室。
委托代理人：苏钰人，男，甘肃泫渊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被申请人：兰州某某银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某某号。
法定代表人：某某
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11月20日作出（20xx）兰法民三终字第***号民事判决，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理由如下：
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兰州某家银行于20xx年12月28日下发“停职通知”，决定对被上诉人刘某某停职查办，之后被上诉人刘某某再未到上诉人处上班。20xx年2月起，上诉人兰州某银行停止发放被上诉人刘某某的工资。被上诉人刘某某此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已经发生劳动争议。但被上诉人刘某某未依法在其权利受到侵害后的60天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是直到20xx年9月4日才向兰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事实并非如此：20xx年12月兰州某银行总部办公大楼竣工、职工住宅楼竣工交付职工入住，基建工作基本结束，工作重心转入后期物业管理，申请人原来所在的基建办公室也被撤销，人员分流待岗；就在这时，申请人接到通知要求在20xx年12月31日前全部移交手头工作。申请人按照兰州某银行的要求办理工作移交，并且在20xx年12月31日当天会同兰州某银行稽核监察部、计划财务部、基建办公室三个部门七位职工共同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交接完手头工作后，申请人就在家耐心等待兰州某银行的岗位安排。此后数年来，申请人多次找单位安排工作，被申请人均称暂无岗位安排，也从未向申请人告知或送达过有关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书面通知。直至20xx年***月***日，申请人从《甘肃日报》上得知兰州市某银行更名为兰州某银行，申请人去单位了解是否对岗位安排某调整有影响，被申请人才告知我已与单位无任何关系。
因此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
首先，申请人待岗在家，并非由于所谓“停职查办”，而是因为被申请人单位机构改革，原工作部门被撤销，人员待岗分流，申请人才按照单位要求，办理了工作交接并在家等待另行安排工作岗位。而更为重要的是，在20xx年6月25日之前，被申请人从未向申请人口头或书面告知、送达过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通知，申请人对此始终并不知情，而申请人数年来未能参加工作，更是由于被申请人始终不安排工作岗位所致，并非申请人本人有意“再未到上诉人处上班”。
其次，申请人知道被申请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20xx年6月25日，而非二审判决认定的20xx年2月，故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的时效应从20xx年6月25日开始起算，而非20xx年2月。
第三，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于20xx年9月4日才向兰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事实是申请人在20xx年8月25日便向仲裁委递交了申请（见第一组证据3）。
综上，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并未超出仲裁申请时效，二审判决对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存在事实认定不清。
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20xx年5月1日起生效执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申请人认为对于本案应当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于时效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自20xx年***月***日从《甘肃日报》看到被申请人单位更名，去单位要求安排工作被告知无任何关系，并于当天查询自己工资账户得知权利受到侵害，申请人随即于20xx年8月25日向兰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申请，并未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一年的仲裁时效。
同时，由于20xx年8月23、24两日为法定休息日（周六、日），时效自动顺延，所以申请人提起仲裁的时间同样也未超过60日。
因此二审法院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判决申请人劳动仲裁申请时效超过60日，属适用法律不当。
三、二审判决证据不足
首先，被申请人自20xx年开始单位机构改革、部门撤并、工作交接都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且手续齐全可查。而被申请人所谓“申请人旷工导致停职查办”是被申请人一面之词，并无证据支持。
其次，被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自20xx年至20xx年6月25日，期间曾向申请人告知、送达过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通知或材料。
因此二审法院对于申请人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缺乏证据支持。
1998年4月申请人从甘肃*********公司以全民职工身份调入当时的兰州***银行（后更名为兰州***银行，现更名为兰州某银行）工作。1999年6月14日，申请人经被申请单位考核取得助理会计师任职资格（上述事实见第二至第四组证据），且至今申请人的人事档案尚在被申请人单位留存，因此申请人于被申请人在事实和法律上，均存在确实的劳动关系。
而被申请人单位充分利用强势地位，借单位机构改革之机，撤销申请人供职的基建办公室，命令申请人移交工作待岗，长期不给安排工作岗位，进而发展到拒不承认双方劳动关系；更有甚者，被申请人单位停发申请人工资，利用银行掌控申请人工资账户的便利，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悍然冻结申请人工资，公然拖欠劳动报酬。同时因被申请人控制着申请人的档案及养老医疗手续，申请人的养老医疗没有着落，就连去当地社区申请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都因为被申请人至今不给手续而无法办理。申请人至今待岗在家，没有收入生活贫困，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申请人认为而二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现依法向贵院申请再审，恳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撤销二审判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以维护申请人的劳动权利，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致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刘某某
20xx年5月28日
再审申请书 篇4
再审申请人：湖北楚风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新伟，系该公司经理，住所：湖北省大冶市湛月路9-58号，联系电话：xxxxxxx
再审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xx）赤民初字第420号民事判决书，依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进行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为了顺利得到湖北三国赤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国开发公司，下同）赤壁三国城园林古建工程的施工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犯罪嫌疑人徐尤好（又名徐雄，下同）未经我公司许可、授权，擅自伪造我公司行政章，以我公司名义与三国开发公司签订建筑承包合同，取得了该工程的施工承包权。三国开发公司未认真审查，将工程发包给无任何资质、证件的徐尤好。他们两者之间什么时候订立的合同、合同的内容、原审原告什么时候发生工伤事故、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直至赤壁市人民法院（20xx）赤民初字第420号立案、审理、判决，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通知或传唤我公司参与诉讼，完全由徐尤好伪造我公司的印章等相关手续，一手操作，我公司全然不知。20xx年11月17日，赤壁市人民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来大冶查封、冻结、扣划我公司账户195925元之后，我公司才知道上述情况。20xx年12月6日，犯罪嫌疑人徐尤好因涉嫌伪造我公司印章被三国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举报，而被赤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逮捕。事实上，我公司与三国开发公司开发的三国赤壁城项目无任何关系，原审原告张大志并未与我公司形成劳动关系。 20xx年10月13日，张大志下午下班受伤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完全是案外人。
我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且系伪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现在，我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赤壁市人民法院（20xx）赤民初字第42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完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进行再审。
为此，我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xx）赤民初字第42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依法决定再审，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湖北楚风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20xx年12月8日
再审申请书 篇5
申请人：陈某某，男，……。
被申请人：防城港市达安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450600200020100，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西湾广场紫荆小区Ｇ２０号。
法定代表人：黄某某，联系电话： 0770-2801616。
申请人对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4月5日作出的（20xx）桂06民终26号判决不服，申请再审。
申请事项：
1、请求撤销（20xx）桂06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
2、判决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解除；
3、判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已付购房款207304元；并支付利息600元。（暂计算，实际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xx年3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4、判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损失20000元。（主要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
5、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在一审起诉、二审上诉的法律基本逻辑思路是：1、被申请人存在丧失商业信誉的事实；2、申请人已经依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3、经合理期限，被申请人仍不恢复商业信誉；4、故申请人依法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况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起诉前曾已经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有录音证明，只是对于返还钱数有争议而已，法院怎能驳回申请人确认合同已解除的诉讼请求？）；5、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已经解除的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判决支持。但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申请人请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是缺乏证据证明能驳回的，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申请人在一审、二审中已经提供的充足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已经丧失商业信誉，而一审不予处理，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没有丧失商业信誉缺乏证据证明，也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的事实相违背；2、本案申请人提起的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而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及判决一直当作形成之诉审理及判决，本案原告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即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合同已经解除（况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起诉前曾已经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有录音证明，只是对于返还钱数有争议），而一审、二审法院驳回申请人请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下面详细论述：
一、申请人在一审、二审中已经提供的充足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已经丧失商业信誉，而一审不予处理，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没有丧失商业信誉缺乏证据证明，也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的事实相违背；
1、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一：被申请人存在虚假宣传。
1.1、被申请人在宣传资料中称：“防城港的中高档写字楼供应整体规模仍然偏小，核心区的写字楼市场将持续升温。”这与防城港的实际情况不符，本案标的物位于港口区，事实上港口区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空置率非常高，不存在“仍然偏小”“持续升温”“无重大影响”的说法。
1.2、被申请人宣传资料中宣称预计20xx年底防城港GDP总量1000亿，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和实际情况不符，防城港市近十年中最高GDP年份为20xx年，总量588.9亿，20xx年不可能达到被申请人宣称的数据。
1.3、被申请人宣传资料中宣称标的物大厦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第一政务中心”、“第一商务中心”、“第一景观大道”等虚假广告。
1.4、被申请人宣传资料中用“最佳”，多处用到“第一”，这些绝对化的广告用语违反法律规定。
1.5、在被申请人的宣传资料中被申请人做出的免责声明“本广告图文仅供参考，最终以政府批文及合同为准，开发商拥有最终解释。”申请人因信任被申请人广告宣传而购买该房产，被申请人行为故意给申请人造成损失，应当属于《合同法》53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
1.6、被申请人在宣传资料中的说明具体确定，对申请人决定购买该房产及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被申请人上述宣传应当视为合同内容，被申请人现在违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被申请人的宣传资料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判决书认定是“整体坏境的介绍，较为笼统”是明显错误的，以上有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商会大厦宣传资料》证明。
2、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二：被申请人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向社会公开销售房屋。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于20xx年9月23日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被申请人20xx年9月16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被申请人在和申请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时候，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范围之内”是错误的。
3、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三：被申请人以“避税款”为由收取了申请人40792元，收取后却“耍赖”拒绝承认收到该笔钱。
3.1、申请人依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置业计划表》履行了支付义务后，其中有一笔款项依照被申请人指定打入了第三方账户，但是被申请人不承认收到其中一笔款项。
3.2、三张收据上的所有字迹均完全一致，均为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张晶晶所写，张晶晶是代表被申请人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
3.3、申请人陈某某三张收据上的金额（40792元、64763元、101947元）和双方签订的证据补充3《置业计划表》上约定的（第一期40792元、预售证下来付64763元、第一期定金50000加第二期51749元。）完全对应，申请人是按照原被申请人约定的置业计划向被申请人支付三笔购房款。
3.4、申请人陈某某的收据上三张均为张晶晶签字，再次证实，三笔款均为被申请人收取。
3.5、在三笔款中争议的是40792元的这笔，这笔钱是打入了第三方（南宁市渝坤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450103200154219，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１３１号航洋国际城３号楼１８０５号。法定代表人：陈宁方。）账户中，在庭审中被申请人多次自认该第三方不是其代理商，故虽然收据上是写的“购房服务费”但实际上是不会存在中介费及其它费用，因为申请人和该第三方公司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中介服务协议，申请人也未接受到任何中介服务，（需要强调的是，申请人已经在南宁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控告该公司，据航洋国际物业反映从未出现过该公司在该注册地址。），最开始被申请人告知这笔钱是“避税款”，故打入第三方账户，申请人才同意打入第三方账户及接受在收据上载:“服务费”，综上；申请人是依照被申请人的要求把钱打入了第三方账户，无论第三方账户是谁，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法律应予以保护。
以上有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收据》《置业计划表》《银行交易单据》证明。
4、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四：被申请人在20xx年5月5日同意申请人如是两天内到达被申请人售楼部，则无条件解除合同，全额返还购房款，申请人如期达到后，被申请人违约，只同意退还全部购房款的部分款16万6千。
5、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五：被申请人存在诈骗行为。
20xx年5月5日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被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两天内赶到售楼部则无条件解除合同，全额返还购房款，申请人依照被申请人的要求两天内赶到了被申请人售楼部后，被申请人违约，同时存在诈骗行为。意图诈骗申请人，索要2万元的“撤案费”，说是其转交给房管局，但实际上经申请人向房管局确认只要收取的只是300元。
以上申请人提交《录音》证明。
6、被申请人丧失商业信誉证据六：被申请人逾期交房。
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交房期限是20xx年6月30日，只到20xx年8月10日第一次开庭时，仍然未能交房，对方当事人当庭自认确实至开庭时也不能交房，自来水及燃气管道均还未安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交房。
以上有申请人提交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被申请人自认证明。
二、本案申请人提起的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而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及判决一直当作形成之诉审理及判决，本案原告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即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合同已经解除（况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起诉前曾已经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有录音证明，只是对于返还钱数有争议），而一审、二审法院驳回申请人请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申请人已经依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
被申请人不恪守诚实信用，丧失了商业信誉，根据《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履行债务的当事人，在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商业信誉的，可以中止履行。”申请人不再依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买合同》办理按揭手续，有法律依据。
以上有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录音》和《电话通话清单》证明。
2、申请人行使不安抗辩权后，经合理期限，被申请人仍不恢复商业信誉，故申请人依法已经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况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起诉前曾已经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有录音证明，只是对于返还钱数有争议），合同已经解除。
2.1、根据本案事实及现有证据，被申请人已经丧失了商业信誉，根据《合同法》第69条申请人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有权中止办理剩余房款的按揭手续，申请人已经及时通知了被申请人，但此后被申请人依旧没有恢复商业信誉的任何行为，故20xx年5月5日电话中申请人已经要求解除合同、同时申请人的律师也发送了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向公安机关及检察院提起刑事控告，所以，申请人的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行为合法，合同已经解除。
2.2、20xx年5月5日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被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两天内赶到售楼部则无条件解除合同，全额返还购房款。
申请人依照被申请人的要求两天内赶到了被申请人售楼部后，被申请人违约，同时存在诈骗行为。意图诈骗申请人，索要2万元的“撤案费”，说是其转交给房管局，但实际上经申请人向房管局确认只要收取的只是300元。
但无论如何双方已经达到解除合同的协议，我国合同法上买卖合同属于不要式合同，故录音是解除合同的存在的形式，双方仅只是对返还多少钱有争议，法院驳回申请人请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以上申请人提交《录音》证明。
3、一审法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经申请人提出，二审法院即不予查清，也不予处理。
3.1、 证据一：被申请人一审开庭时当庭提起反诉，在一审法院没有做任何处理，判决书也只字不提。
依照《民诉法解释》326条规定二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3.2、证据二：本案被申请人有两位代理人出庭，判决书上只载明一位。
本案中，被申请人开庭时出现两位代理人，一位是广西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某某律师，另一位是被申请人员工陈姓经理，在庭审中，被申请人员工自认两点对于被申请人不利的事实第一、本案争议标的物房屋，是先预售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第二、合同约定交付期限为20xx年6月30日，但直到20xx年8月10日开庭时该标的物仍然不能交付。
在判决中该陈姓经理，作为被申请人代理人居然没有出现，其自认事实也未有出现。
3.3、证据三：一审法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本案20xx年6月3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xx年10月30日后超过审限，20xx年10.8日后申请人及申请人代理人多次和主办法官联系，主办法官表示判决书仍未写好，但是当判决书送达到申请人时，判决时间居然为20xx年9月28日，法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以上有申请人保存的通话录音证明，但为了顾全法律的尊严，本案中不予提交，如有必要，可以提交。
3.4、证据四：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经申请人上诉提出，二审未予纠正。
3.4.1前文已经陈述的，不再重复。
3.4.2本案开庭的《庭审笔录》记录错别字层出，漏记十分多，可见法庭态度非常潦草，申请人代理人已经仔细更正。
3.4.3邱永生律师是执业律师，在判决书中称其为实习律师，是错误的。
3.4.4判决书中被申请人基本信息营业执照注册号未载明，不规范。
3.4.5一审判决书在“原告诉称一段”，原本应为一段话却莫名成了两段，足以证明一审审判人员极度粗心。
3.4.6判决书中称查明“交房日期为20xx年6月30日”，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为“20xx年6月30日前”
3.4.7、本案开庭时间是20xx年8月10日而判决书中载为20xx年8月6日，是错误的，有开庭通知书证明。
3.5、证据五：被申请人行为涉嫌诈骗罪，应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但经申请人提出，一审、二审法院均不予置理。
依法法院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但经申请人提出，一审、二审法院均不予置理。
3.5.1、涉嫌诈骗罪证据一：被申请人利用虚假宣传，以欺诈的手段和申请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3.5.2、涉嫌诈骗罪证据二：被申请人诈骗申请人人民币207304元犯罪既遂。（其中欺骗申请人人民币40792转到案外人账户，兹后，不承认收到该笔款项，收据上有南宁市渝坤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宁方签字，如果真为陈宁方所签，应定性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一同被追究刑事责任。）
3.5.3、涉嫌诈骗罪证据三：被申请人诈骗申请人人民币20000元犯罪未遂。
综上，被申请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购房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陈某某财物（其中207304元犯罪既遂，20000元犯罪未遂），数额巨大，被申请人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第224条与231条。
以上有申请人一审所提交所有证据及申请人向南宁市青秀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状》证明。
综上，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款、6款，应当再审，据此特申请贵院依法纠正原法院对本案的错误判决。
此致
广西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某某
20xx年9月30日
再审申请书 篇6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xx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再审事由：
1、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意外伤害保险金某某元。
事实与理由:
第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缺乏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
XX年2月13日，乙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第二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卡折式，集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单、保险费收据于一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保险合同第四联(即保险单正本兼保险费收据联)背面即为保险条款的内容，据此可认定再审申请人已收到该保险合同的相关保险条款。二审判决对此亦予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首先，据证人李某陈述，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谢某在向乙推销保险时“没有出示过保险条款，没有说过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见，乙及李某在合同订立当天根本没见过保险合同条款。
其次，即便是在谢某的证言里也找不到她将保险合同条款交给乙的内容。考虑到谢某是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她所作的证言应当不会损害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尽管她与再审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中包含的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乙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
再次，再审被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保险条款，哪怕是第一次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过条款的证据也无法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继而，即使进行推定，现有证据也不必然能够推定出再审申请人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只要仔细查看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原件，就不难发现第四联与保险合同条款之间有明显的粘贴与装订痕迹，说明第四联曾经与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也可能不是)装订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将这些文件与保险单一起交给再审申请人的结论。由于现有保险公司的运作特点是保险公司聘用保险代理人推销保险(本案即属于该模式)，考虑到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存在着保险代理人并未将完整的条款在销售时交给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谢某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或者为了便于推销保险故意隐瞒合同条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申请理赔时将第四联原件交予谢某后，谢某再将第四联粘贴在保险合同条款上的可能性。
综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连这一物质载体也没有，凭空何谈说明?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推定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相冲突。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主要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两层含义。
①提示义务指在对免责条款的设置上，保险人要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这就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
观本案，保险单“声明”栏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体加粗、加大等显著化处理，将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栏的文字相比较，在印刷上毫无区别之处，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观“保险期间”、“保险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费”栏相关内容的字体倒是作了加黑、加大处理。显然在制订格式合同文本时，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与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就是不对等的。再审被申请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视。
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也仅仅是对“责任免除”这四个字作了加黑处理，并未对其下列举的具体免责情形进行加黑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出显著提示。况且，在对“保险责任”和“索赔须知”8个字也做同样加黑处理后，“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索赔须知”三者的具体内容从印刷上观察毫无二致，均未采取任何显著标示，无法使免责条款部分的内容突出地显示出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自然也就达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责条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产生效力。再审被申请人自然不能援引该条款拒绝理赔。
②针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般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观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乙做出过针对免责条款的任何说明。而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不能仅凭乙在“声明”栏的一个签名就冒然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10页);尤其考虑签名具有当事人确认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赋予其额外的含义。
2、二审判决认定乙平时以肇事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能对抗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它的灵魂所在。乙与再审被申请人订立合同的时间分别为XX年1月7日和XX年2月13日。乙购买涉案电动三轮车的时间是XX年2月17日。购买第二份保险时，乙已经使用电动三轮车将近一年时间，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证实乙和谢某平时联系密切，而谢某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和乙很早就认识。结合李某的证言也证实谢某不仅知道乙使用无牌电动三轮车，而且承诺骑车出事故是可以获得理赔的。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对乙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长期无证驾驶，且电动三轮车是她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那么再审被申请人就应当预见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应及时明确告知乙相应后果，并采取相应减损措施，这是再审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再审被申请人放弃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控制风险，长期默认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应当视为再审被申请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及免责抗辩权，构成弃权。而再审被申请人向乙承诺骑车发生事故可以获得理赔，待事故发生后又拒绝理赔，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构成反言。基于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证驾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进行赔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乙与王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其中乙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王晨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可见，导致乙死亡是事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违法过错行为包括：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2、所驾机动车未经登记;3、上道路时未确认安全;4、操控不当。可见，无证驾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无证驾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无证驾驶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方可免责。
再次，依据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时天气状况恶劣、地形复杂、王某疲劳驾驶等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发生的诱因。
依据公平原则，对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应确定承保原因与非承保原因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断承保原因对损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进而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从本案看，既有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又有被保险人未确认安全操控不当的行为，期间还有事故另一方过错行为的介入。三者中，无证驾驶是除外责任，后两者是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由于多种原因(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损失，至少也应当承担属于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
4、再审被申请人不能主张适当减轻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
虽然本案因乙两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但不可以适当减轻再审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标准。
首先，减轻不等于免除。能否“适当减轻”应当考虑保险人之前是否有过履行说明义务的情节。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在签订第一次合同时履行了说明义务。
其次，“适当减轻”不应适用于保险人事先明知被保险人正处于免责条件中的情况。原因是降低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适用于保险人不知被保险人有违反免责条款约定的状态下，保险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则会助长保险人逃避责任的风气。
5、通过本案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并参照类似判例的精神，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的电动三轮车是严格按照《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344-XX)生产，可以合法销售，也未被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该车虽被交管部门定性为机动车，却未实行牌证照管理且事实上也不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该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为无证驾驶，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赔。出于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各地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或将无证驾驶行为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或将电动车有实行牌证照管理并事实上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的举证责任交由保险人承担，均依法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甲父母双亡，乙系甲外公，年迈体弱，老伴早已过世，且两人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甚至无力缴纳诉讼费用。司法应当在个案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法向贵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敬礼!
xxx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甲、乙
申请人：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再审申请书 篇7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7号汇美大厦
负责人：黄红军，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文君，山东众成仁和（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80号，联系电话：15615932932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何建爱，女，1968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山东省高青县齐林家园3号楼1单元301室。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何俊英，女，192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齐林家园3号楼1单元301室。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李继龙，男，1993年6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高青县齐林家园3号楼1单元301室。
法定代理人：何建爱，女，1968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李继龙母亲，住山东省高青县齐林家园3号楼1单元301室。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山东省高青县吉顺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窦书恒，职务：经理。
原审被告：抚顺哥俩好化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铁军，职务：总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杨波堂，职务：总经理。
原审被告：沧州临港方政运输队
法定代表人：李秀良，职务：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公司中捷营销服务部
负责人：周洪升，职务：经理。
原审被告：王锐，女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教师，住辽宁省海城市震兴路52号楼3单元4层26号。
原审被告：海城市华威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玉佩，职务：经理。
原审被告：沧州临港宏泰运输队
法定代表人：杨敬，职务，经理。
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张丹，职务：总经理。
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公司
负责人：高玉祥，职务，经理。
再审申请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何建爱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沧民终字第3175号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沧民终字第
3175号民事判决；
2．依法判决驳回何建爱等三再审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要求赔偿商业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的诉讼请求；
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申请事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特申请再审。
三、申请理由:
（一）申请事由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的情形，具体理由据依据如下：
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签订的商业车上人员责任险、机动车车损险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以约履行，法院也应当予以尊重并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原审法院应当适用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作为审理本案商业险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依据。但是，原审法院应当适用保险合同条款第四条的约定而未适用，系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因在投保人山东省高青县吉顺运输有限公司（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之一，下称吉顺公司）在再审申请人处投保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营业用汽车损失险等的重型牵引半挂车鲁C01195/鲁C挂于20xx年3月22日发生的交通事故引发。通过一审、二审的庭审活动均已查明，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车驾驶人李永远持C1证不具备驾驶重型牵引半挂车的资质却违法驾驶依法持A2以上驾驶证方能驾驶的重型牵引半挂车。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李永远因违章驾驶引发本次交通事故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再审被申请人何建爱、何俊英、李继龙（系事故发生时死亡的驾驶员李永远的亲属）等三人因赔偿问题诉诸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未认真审查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作出（20xx）黄民初字第1583号民事判决，判决再审申请人在商业车上人员责任险、营业用汽车损失险范围内赔偿何建爱等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77 868.38元。一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未认真审查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作出（20xx）沧民终字第3175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第四条的约定，本案不属于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和营业用汽车损失险的保险责任，再审申请人对被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义务，当然对被申请人何建爱等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根据再审申请人与投保人高青吉顺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吉顺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营业用汽车损失险合同的一般条款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营业用汽车损失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按照本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首要前提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此处强调，被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的驾驶人必须为合法驾驶人。按照通常的理解，此处不可能发生歧义。本条款的约定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的强制性规定：“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李永远持C1证驾驶重型牵引半挂车、证驾不符的事实均无异议。李永远作为一名受过理论和专业技能培训、持有正规驾驶证的驾驶人员，理应明知其所持有的C1驾驶证不能驾驶重型牵引半挂车。
李永远持C1驾驶证驾驶重型牵引半挂车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证驾驶”。申请人的这一主张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答复完全相符。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xx年12月5日“对《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的答复”中释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驾驶证，经考试合格，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驾驶；在适用处罚上，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罚”。根据上述规定，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应定性为无证驾驶。
因此，根据合同约定，无证驾驶机动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不属于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申请人对本次事故不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车上人员责任险和营业用汽车损失险的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
（二）申请事由二：符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具体理由据依据如下：
1.原审法院适用保险合同条款作为判案的依据判决保险人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首要前提就应当是本案属于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即事故发生时的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驾驶人李永远属于合法的驾驶人员。但是，原审法院已经查清的事实表明事故发生时，驾驶人李永远系持C1驾驶证驾驶本应持A2以上驾驶证方有资格驾驶的重型牵引拖挂车，系严重的违法行为，驾驶人李永远不属于“合法的驾驶人员”。原审判决缺乏证据证明驾驶人李永远系合法驾驶人的基本事实。
2. 原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理由为保险人未履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根据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再审申请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严格履行了对投保人的明示告知义务，并且再审申请人的告知行为符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xx年) 第十一 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或者颜色相异等），或者对全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及说明内容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已签字确认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投保人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实际进行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除外。”（文件附后）。再审申请人的明示告知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在交给投保人留存的保单正面的“明示告知”栏作出了六项明确告知，告知内容足以引起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注意。其中明示告知的第二项为“收到本保险单请即核对，保单内容如与投保事实不符，请立即通知本保险人采取批注或批单更改，其他方式的更改无效。超过48小时未通知的，视为投保人无异议”；第三项为：“请仔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凡未在附加险条款中约定（包括责任免除以其他事项），均以投保的基本险相应条款为准”。保险合同签订后，48小时之内及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投保人均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
（2）再审申请人已经将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投保人吉顺公司在收到保险条款的回执上签章的行为足以说明其已经收到了相应的保险合同条款。
（3）再审申请人在交给的投保人的保险条款文本上，对责任免除部分的字体刻意作出了加粗、加黑、加下划线的重点提示以区别于其他一般条款，该提示足以引起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注意。
（4）投保人在签署投保单时，再审申请人除已经交付给投保人保险条款文本之外又刻意在投保单上附带加上了保险条款，并且该投保单的首页即为《投保单填写须知》，须知的第一条即为：“请详细阅读《机动车保险投保提示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我公司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在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加下划线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此部分重点强调了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均可以要求保险人或其代理人进行解释。在您完全理解后，您需要进行签字/签章确认，以示您对保险条款内容理解，保险人告知事项的认可。”此处，上诉人刻意对“加下划线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部分文字的字体进行了加粗、加黑，足以引起投保人的充分注意。
同时，在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字/签章栏，再审申请人对投保人声明部分的字体又作了加黑、加粗的处理，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在该部分，投保人声明：“本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并仔细阅读，尤其是加下划线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内容均属事实。”在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投保单》上，投保人高青吉顺运输有限公司在投保人声明栏进行了签章确认。
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保险合同保单、投保单、投保人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的回执单、保险合同条款证据等充分证明再审申请人与投保人高青吉顺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真实自愿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再审申请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对投保人的明示告知义务。在再审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再审被申请人未有任何证据提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片面认定再审申请人有未能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系典型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申请人还需要特别指出，对于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有学者称之为法定免责条款，是法律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所直接提出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约束力。法定免责条款，不仅体现保险合同缔约方的合意，实际上融入了国家意志，即违法行为不能得到保险保障。原审判决将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免责保险条款视同于普通格式条款，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应当再审。本案不属于商业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且保险合同中“无证驾驶”“肇事逃逸”“酒后驾驶”等免责条款无需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就能推定投保人明确知晓，从而产生法律效力；若在驾驶人证驾不符违法驾驶被保险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形下仍然支持被保险人（受害人）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宗旨，也不利于引导驾驶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机动车和维护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更多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更可以看出，保险的作用不仅在于弥补损失，它更从责任承担的角度引导公众真正养成安全行车的意识。保险并不能带来实际意义上的安全，交通安全依靠的还是每一位驾车者的谨慎和负责。因此无论是从个案公平还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社会正义和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中心支公司
xxxx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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